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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戶隨想──從鄭成功的身世談起(下)

六歲和母親分離,對一個孩子來說必定十分難受。江日昇《台灣外記》描述他到中國以後「每夜必首翹東,咨嗟太息而望其母。」
 
十五年後,鄭芝龍透過關係,取得幕府特許將田川氏接到安海。得到這個消息的鄭成功,連忙向剛剛加封他為忠孝伯招討大將軍的隆武帝告假一個月,馳往安海與母親團聚。誰知自此時局驟變,半年後隆武帝遭到清軍擒殺,鄭芝龍隨即帶著少數親兵前往福州向清軍主帥博洛投降,結果博洛毀約,挾持芝龍前往北京,更立即派兵攻打安海。黃宗羲所著《賜姓始末》記載:「北兵至安海,大事淫掠,成功母亦被淫,自縊死。成功大恨,用彝法剖其母腹,出腸滌穢,重納之以殮。」
 
無論我讀過這段文字多少次,每次重讀都依然深感震撼。彷彿能看見廿一歲的鄭成功,咬著牙默默將母親的屍首剖而清之,那是要用多麼強大的意志力,壓下心中的憤恨與悲痛方能辦到啊。我相信成功一生抗清,至死不渝,很大的理由必然是母親慘苦的遭遇所激發。
值得推敲的是,黃宗羲既然稱成功是用彝(夷)法為母淨軀,那麼所謂剖腹清腸,會不會是對日人切腹自贖的誤解?查新渡戶稻造在其名著《武士道》中解釋切腹的意義:「武士可以依據這個程序來贖罪、為錯誤致歉、從恥辱中脫逃、贖回友誼,或者證明他們的誠心。」當然切腹只限於具有武士身份的男性,也未聽說有替已死之人切腹的。但成功此舉畢竟並非中華風俗,而是日本習慣──說不定是六歲即離開平戶的成功自己想像中的日本習慣。
 
如果這件事情依然能夠讓今日的我們感到驚駭,那麼對生活在三百六十年前、不曾聽聞過切腹習俗的中國人來說,「以彝法剖腹清腸」更必然成為轟傳一時的新聞。人們不僅將震慄於此舉之悲烈,也會鮮明地意識到,啊,原來忠孝伯招討大將軍竟是倭女之子。人們心裡是否會泛起這樣的疑惑:難道我大明江山、漢人衣冠,卻要靠一個倭女之子來復興嗎?
 
這並非無中生有的想像,鄭成功的海外血統確實曾經使他遭到族人的輕視。《台灣外記》描述他剛從平戶來到安海時,「諸季父兄弟輩數窘之,獨叔父鴻逵甚器重焉。」也因此當後來鄭芝龍被挾北去,鄭家的商業與軍事集團四分五裂各自為政,成功不僅完全無法接收其中任一勢力,還須以強硬手段將長輩們誅殺、放逐,才一步步將商、戰力量掌握在手中。
 
如果連鄭成功的族人都歧視他的出身血統,那麼在反清復明這場「驅逐韃虜」的復國保種戰爭中,成功如何化解人們對他的疑忌,進而成為幾個殘明抗清勢力中最被世人仰望期待者?
 
他必須表現得比中國人更像中國人,必須完全掌握中國文化最核心的價值,讓自己融入這個體系,甚至成為這個價值的典範乃至化身。不知是否鄭芝龍也意識到這一點,他並沒有讓成功學習海洋貿易的經營管理,以便日後接手家族事業,而是培養他考秀才、進南京太學拜大儒錢謙益為師,又安排他娶禮部侍郎董颺先的姪女為妻,走的完全是傳統仕宦的正途之路。
 
我們都很熟悉隆武賜姓的故事,說隆武帝初次接見鄭森就大加讚賞,直嘆沒有女兒可以嫁給他,因此賜姓賜名。人們比較少提到的是,在這次會面的前一天,鄭鴻逵已先帶著兒子鄭肇基陛見隆武,受賜為國姓。鄭芝龍聽說此事,豈肯落後,第二天也帶著鄭森去找隆武,其意不問可知。鄭森的封賜規格自然不能低於鄭肇基,還得大幅「加碼」。於是隆武在賜姓賜名之外,更一口氣封成功為御營中軍都督、宗人府宗正、儀同駙馬。事實上隆武毫無實權,靠著鄭鴻逵擁立為帝,朝廷的財務和軍事力量也全賴鄭家兄弟支持,因此爵位名器只能任他二人予取予求。當然以成功後來的表現而言,他並沒有辜負隆武帝的封賜與期待。
 
我想這「國姓」的殊榮,對於鄭成功領導抗清的正當性有關鍵的作用。加上宗人府宗正的身份,乃是大明皇室的家族事務總管,為一族領袖。連皇帝都把鄭成功當成自家親人,誰還能質疑他根苗不正?
 
又譬如同樣著名的「焚儒服」事件,據鄭亦鄒《鄭成功傳》描述,成功葬母後「攜所着儒巾、藍衫,赴文廟哭焚之;四拜先師,仰天曰:『昔為孺子,今為孤臣;向背去留,各有作用。謹謝儒服,帷先師昭鑒之!』高揖而去;禡旗糺族,聲淚俱幷。」這則軼事向來被視為是鄭成功立志報國的一大表現,但如此煞有介事向夫子拜別未免太富戲劇性,因此曾有學者質疑事件的真偽。
 
近年歷史學者陳國棟先生考據明清之際史料,整理出二十餘件類似的事件,顯示「哭廟」和「焚儒服」確實是當時讀書人約定俗成的社會性動作,是一種「作態」,藉此抗議社會不公,或展示決心。
 
可見鄭成功已完全融入明末士子的思維邏輯,懂得使用文人的共通語言強力宣示他的起兵決心,以爭取社會認同。由是「焚服哭廟」動作背後便具有十分深刻的潛台詞:「我,鄭成功,乃是孔門孺子,文化道統的追隨者。如今放棄學業,做一孤臣,是為了實踐並且維護這個文化道統。」
 
若把鄭成功設想得工於心計一些,那麼焚儒服一事又何嘗不是在提醒世人:我可是有儒服可焚的!
 
鄭成功一生特立獨行,作風不凡。他的軍事策略亦十分靈活,不為成法所拘。譬如他率十萬大軍循海道北征,越過無數的關卡天險和清軍強大的陸戰部隊直襲南京,乃是中國歷史上空前絕後的軍事壯舉,清廷完全無從想像,也無法防備,為此大感震撼,甚至一度有遷都關外之議。
 
不過從另一個角度來看,他獨創一格的行事風格,其實並不符合中國傳統價值觀的「忠臣」標準。這點主要表現在他與清朝的和議上。永曆七年(順治十年,一六五三)清朝第一次向鄭成功傳達希望招撫的訊息,成功並不像歷代忠臣般立刻將來使罵回,反而表現出不排斥的態度。此後雙方打打談談,和議持續了七年。鄭成功甚且開出明確的價碼,要求清廷實現當年允諾鄭芝龍的三省之地,同時堅不削髮,如此則願奉清朝正朔。甚至還說「和則高麗、朝鮮有例在焉」,竟以朝貢國自比了。他漫天開價,清廷著地還錢,只願授與閩省四府兵權,雙方條件落差太大,自然沒有結果。
 
其實成功骨子裡根本沒有投降的誠意,他只是藉此拖延時間,並趁和議休兵期間四出徵收糧餉以壯大實力。他對和戰之間的利害十分清楚,曾告訴父親派來勸降的弟弟鄭世忠說:「我一日未受詔,父一日在朝榮耀。我若苟且受詔、削髮,則父子俱難料也。」可見和談之舉,虛與委蛇而已。站在成功的立場幫他解釋,固然可以說這是緩兵之計。但衡諸忠奸之辨,這已是不折不扣的通敵賣國,若他是崇禎朝臣,恐怕千刀萬剮抄家滅族都還猶有餘辜。
 
憑著務實而靈活的手腕,以及海上貿易的巨大財富,鄭成功在大陸東南隅和清朝對抗了十五年,退守台灣後鄭氏家族又讓南明永曆年號延續了二十一年。但鄭軍只擅海戰,拙於陸攻,軍隊組織鬆散,實際控制的範圍終究不出閩省二、三個府治的範圍,無法打開較大的格局。
 
南京戰敗後,鄭軍元氣大傷,更無力固守糧餉來源,成功於是決意轉進台灣從頭生聚教訓。他甚至幾度有攻打馬尼拉的念頭,若真能實現,說不定有機會建立一個東亞的海上王國,掌握難以想像的財富,號召大批遺民前來投靠,進而累積雄厚的實力再次挑戰清朝。
 
這真是能充分發揮鄭氏海商軍事集團長處的大戰略,但這條路太遠、太奇,也太渺茫了。雖然後世基於不同的政治需求,多稱許鄭成功攻打台灣是「拓展版圖」乃至「收復台灣」的一大偉業,但在當時,輿論幾乎是一面倒地批評反對。別說是什麼建立海上王國,單單攻台的決定,就不被鄭軍將領和明朝遺臣們所理解,認為這顯示成功已放棄復國之念。楊英和阮旻錫不約而同記載,諸將在討論攻台的軍事會議上「俱不敢違,然頗有難色。」曾到過台灣的吳豪更直言險遠不可,最後只有軍事行政官員楊朝棟揣意附和,才由成功一鎚定音,決議出兵。鄭軍入台後,曾和成功聯兵攻入長江的抗清領袖張煌言致〈上延平王書〉,直言「況大明之倚重殿下者,以殿下之能雪恥復仇也。區區台灣,何預於神州赤縣?」,接著更嚴厲批評攻台之舉「生既非智,死亦非忠」。當代小說家高陽先生也論道,因為鄭成功移師海外,吳三桂等心存觀望的漢人降將才下定決心攻滅永曆朝廷,徹底斷絕了恢復的希望。渡台可以說是引發連鎖效應的誤國之舉。
 
但鄭成功有他的苦衷,畢竟十萬大軍每天張口吃喝,光靠廈門彈丸之地實在無法給養,旗下大將黃梧降清後又獻策瓦解鄭家在內地的商業與物資供輸體系,糧食來源一時斷絕。且看鄭軍入台後僅以少量兵力包圍熱蘭遮城,其餘部隊立即開赴各地屯墾,就知道鄭軍缺糧的壓力有多沈重。更何況鄭軍既然有渡海作戰的能力,他日自然也能回頭打擊沿海任何一座城市,立足海外在戰略上並不構成問題。但鄭成功的海洋思維和當時多數人的陸地思維過於缺乏交集,終於造成反清氣勢徹底瓦解。
 
部隊最後在鄭成功的個人意志驅使下渡海出征,和荷蘭人交戰九個月後終獲勝利,然而軍心已失。成功嚴令廈門留守將領運送糧食,並搬遷家眷來台,但諸將「皆不欲行,於是不發一船至台灣」,乃至「島上信息隔絕」。
 
就在鄭軍攻台的同一年,順治逝世,康熙繼位,新的領導班子轉而對鄭軍採取強硬的手段。這年八月,清廷為了對鄭軍實行經濟封鎖而頒佈遷界令,「離海三十里村莊田宅,悉皆焚棄」,造成百姓失業流離,死亡無數;同年十月,清廷將鄭芝龍和十一名子孫家眷處死,又挖掘鄭家祖墳毀辱骸骨。消息傳到台灣,成功叱為謠言,但深夜裡獨自悲泣,整個人也變得十分抑鬱。
 
誰知留守廈門的鄭經被告發和幼弟的乳母私通生子,成功怒不可竭,遣使殺之,廈門諸將竟又不肯奉命;同時來台軍隊水土不服,大批大批地染病死亡,糧食問題也無法在短時間內獲得解決。局勢陷於混亂,成功更加嚴厲地使用刑罰來管束紀律,但當環境過於惡劣,嚴刑峻罰不僅無效,只是徒然加深恐慌,終於演變成阮旻錫所形容的「人心惶惶,諸將解體。」
 
就在這最為錯亂的時刻,雲南方面陸續傳來消息,清朝三路大軍攻入昆明,永曆朝廷的軍隊迅速瓦解,永曆皇帝更在吳三桂窮追不捨下倉皇逃入緬甸,終仍不免被緬人執送清軍、遭到殺害。雖然成功拒絕相信永曆已經遇難的傳聞,但他心裡非常清楚這只是遲早的事。大明朝至此在實質上和形式上都已經徹底滅亡了。
 
長年以來用強大的意志力逼促部屬,也逼促自己的鄭成功,在這一連串的巨大打擊下終於崩潰,以三十九歲的英年痛苦地急病死去。謝世當天,他依然強自支撐著到城上用千里鏡瞭望良久,問左右:有糧船來否?
 
臨終前,鄭成功慨然長嘆:「我有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。」最後用手抓破臉面而死。
 

 

從千里之濱與母親相依為命的小福松,在南京太學努力融入中華文化體系的鄭森,到眼見父親被執、母親含恨而終的鄭成功,乃至於日暮途遠、倒行逆施的國姓爺。這位悲劇英雄的心理轉折著實驚心動魄、引人喟嘆。他身上又集合著各種複雜的衝突,如日本血統與漢人領袖身分的衝突,儒家教養和海商文化的衝突,應該追隨父親還是移孝作忠的衝突,海洋戰略與大陸思維的衝突……終其一生承受著各種價值的激盪與撕裂。
 
鄭成功的故事本該是文學與戲劇創作最好的材料,但歷史奇妙的發展,又將他塗抹成一個「創格完人」,一個毫無血色的泥塑木雕,或是編造成一個毫不相干的神話人物。
 
他日我若寫部鄭成功的歷史小說,必不會錯過他一生從不間斷的巨大矛盾、壓抑與轉變。
 

 

六歲的福松緊緊握住母親的手不肯放開,倒是母親連哄帶騙,說自己隨後就來,才讓他踏上了開往中國的帆船。船離碼頭,竟駛得這麼快,母親和弟弟揮手相送的身影一轉眼便渺小得看不見了。
 
他再也不曾回來,海潮很快洗去了他留在千里濱沙灘上最後的足跡。未來很長一段時間,他會在每個夜裡獨自走到海邊,東望空無一物的大海,默默吞下無際的思念。
 
福松離開平戶後十一年,江戶幕府取消了平戶對外貿易的特權,荷蘭商館被遷往長崎,華人聚落也逐漸星散了。又過四年,田川氏終於也離開平戶前往中國。
 
這裡再也沒有令他掛念的人與事,什麼也沒有留下,除了青松、白沙,以及一個名喚福松的孩子永遠失去的純真童年。






本文收錄於《滄海月明》一書,印刻出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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